印尼etc.

如此难看的成绩单系教学不良所致，教学水平低落则是利益输送的结果。担任教职最容易挤进令人垂涎的公务员行列，地方政治人物也总是为其支持者提供教职，于是学校里被安插了一堆立志当公务员、无意作育英才的人。这些教师的心态与印尼官僚如出一辙，认为他们可以弹性上班、随意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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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距离欧霍伊威特两小时航程的卡伊群岛首府图阿尔，认识了一位拥有营销学位的年轻人。他在泗水证券交易所（已停止营运）干了十三年经纪人之后，厌倦了替人卖命的工作，于是回到卡伊群岛寻找经商机会，后来成立了一家香水专卖店。开店以来，日子过得很辛苦，但并非生意不佳，而是受父母刁难，因为双亲坚持他应该再谋个公职。他离开爪哇后生意其实做得不错，可是父母认为他不干公务员让他们脸上无光，而且再也不能享受公职带来的好处。“这里的父母都教育子女要当公务员，别做生意人。”他说。

嘲讽官僚体系是印尼全民运动，大家一致认为公务员都是既懒惰又自私的蠢蛋，满脑子只想填满自己的口袋，处处为难诚实老百姓，可是他们却依然希望子女当公务员。爪哇以外的地区更是如此，因为那些地方民营企业的就业机会不多。

这又是荷兰时代留下的遗风。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被荷兰政府接收整整一百年后的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印尼全国中学总共只有二十五名“本地人”，当时官僚体系日益膨胀，需要增聘人手，远道而来的荷兰人根本来不及补充名额。往后的三十年间，殖民政府刻意培植当地人才，让六千五百名印尼人接受中等教育，他们毕业后几乎全数获得任用。从过去的历史来看，香水商的父母判断得没错，受教育确实可获任公职，但公务员过多其实也有反作用：可能损害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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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在印尼还是个相当新的概念，许多人以为只要选出全国和地方的领导者及立法者就是在实践民主，因此印尼的选举活动多得惊人。老百姓可直接选举总统、国会议员、省长、省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和村长，每五年都得参加七项不同的选举，所以选民非常了解印尼的民主运作模式，而且人人同意一件事：在全国如火如茶地推展的地方自治和民主制度已将利益输送/贪污营私变成更必要、更普遍的行为。

如果你想当选县长，就得砸下大把钞票，不但要收买某个政党支持你，还得承担造势活动所有成本。虽然开销大得令人咋舌，但你只要去某个竞选办事处待上几星期就不会大惊小怪。

除非你有万贯家产，否则必得靠借贷来支应所有选举活动费，日后还得偿还债务，败选者势必陷入财务困境。据称印尼每次选举过后，精神科的病患必增无疑，严重负债者还会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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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乘客之所以往返基萨尔岛，是为了递交工程提案，例如一位乡长的弟弟不久前刚利用一堆回收瓶子帮县长办公室架设了一株圣诞树，现在又得为明年复活节的装饰工程交一份提案出去。二十年前，我很少听印尼人提起“递交提案”这种事，现在不但常听到非政府组织提起它，连牧师、学生、农民、老师、乡村妇女团体、警察和其他人也经常挂在嘴上。如今每个印尼人似乎都在绞尽脑汁想提案，以便从经费充裕的地方政府身上挤出一点（有时金额还不小）油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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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曾经在西坝市区的布告板上看过一则信息：这条再度施工的二十五公里道路，工程费高达二十二亿卢比，等于是每公里花了将近一万美元。于是我问那位议员，为什么这条路不是以渐进方式从市区一路铺过来，而是只在一条破烂的道路中间铺一小段？

那位议员解释，因为铺设道路这类大型工程合约是由公共工程部提供经费，而且通常会分成若干子工程，再转包给不同的承包商。

这些“子工程”支撑了印尼现阶段的庞大建设计划。上述案例耐人寻味之处，在于那位县议员居然愿意监督地方首长及其团队实施的“工程”，大多数印尼人都不敢指望地方议员会一板一眼地要求首长负起责任。民众常开玩笑说，那些议员只要做到“四S”* ——露脸、坐下、闭嘴、拿钱——就算尽责了。

我问这位县议员，他的工程委员会如何决定道路的技术规格和维修经费。“老实说，我不清楚。我们都是新手，没有人真正知道预算该怎么拿捏，所以到头来只能信任主管。”他表示，这么做也有问题，因为公共工程部缺乏训练有素的工程人员为他们提供意见，“就像瞎子给瞎子带路”。

• 原注：英文是Show up, Sit down, Shut up, Salary。印尼文称为“四D”，Datang, Duduk, Diam,D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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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我曾在这座码头枯候一艘误点了很久都没出现的渡轮，后来只能拜托一位载货帆船的船长把我送到弗洛勒斯岛。当天晚上，我睡在那艘大船的甲板上，每隔一段时间，身上就被打到船上的浪花喷个几滴海水，偶尔还会被跳到甲板上翻来覆去的鱼儿惊醒，不过只要看到船员们叼在嘴里的烟火又能安然入睡。我们将抵岸边时，船长说他没有停船许可证，我只好纵身跳入海里往岸边游去（幸亏从前上过救生课，没让随身包碰到水）。游上岸以后，衣服还黏着一堆海草的我，立即招到一辆恰巧从旁经过的小巴士。如今西坝市几乎每星期都有渡轮进港，码头边还新盖了一座屋顶铺有蓝瓦的渡轮站，这类象征“进步”的建设在其他外岛也很常见。

🐮🍺啊！

《印尼etc.》第五章有关捕鲸的内容值得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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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电视台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连续剧了，当时是从墨西哥进口，苏哈托曾批准女儿经营的电视台引进这类可以消磨时间的外国节目。如今印尼也出现不少本土制作的电视剧，而且竞争激烈，各家电视台无不铆足全力，从观众和广告商的口袋里捞钱。本土电视剧故事情节老套，却格外吸引观众，他们最关心的是：瑞奇的DNA检验结果会证明他和英珠相爱是乱伦的吗？他妈妈是不是没他想象的那么正直？西蒂的老公是个混账东西，他真的比较喜欢那个虚情假意的女学生、讨厌听话尽责的好老婆吗？

许多电视剧总少不了忠厚老实的乡下表弟遭到油嘴滑舌的城市亲戚欺骗的戏码，或是演员用力把车门一甩，然后冲进高楼林立、灯火通明的雅加达暗巷的场景。奇怪的是，电视屏幕里的车子从来不会卡在雅加达一塞就三四个小时的车阵中，剧中人也没有一个住在雅加达臭运河边用三夹板和过时的竞选标语七拼八凑搭建的茅草屋里。没有人会为了居住文件行贿，没有人会被警察或者法官勒索，也无需将因不停地追逐争斗而受伤的高中孩子送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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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南加保族的男性常远赴外地谋生，该族群直到近几个世代，仍习惯群居在空间宽敞的木屋里。那些屋墙微微向外倾斜、屋顶翘成牛角弧度的房子悉归女性所有，因为米南加保族是母系社会，年幼男孩可与母亲同住，长大后就得自立门户。然而许多少年郎离开娘家以后往往居无定所，直到婚后才能搬进妻子家，为了解决居住问题，只好离开西苏门答腊省到外地赚钱。

米南加保族就像麦当劳征服美国一样攻克了印尼各地餐厅，不过并未成立某个大企业和一般家庭餐馆抢利润。他们经营的巴东饭馆往往没有牛角形屋顶，总是不搭调地挤在一排专卖手机和摩托车零件的店铺之间。要是餐馆屋顶没有空间可加装一块状似牛角的弧形铁皮浪板，他们就拿油漆在窗户上画个象征米南加保族的识别标志，那些牛角标志也跟快餐迷一眼就能认出来的麦当劳黄金拱门一样遍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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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西松巴岛一名商人聊过之后，总算猜出佩特鲁斯如此震惊的原因。我问那位商人，为什么瓦伊卡布巴克每家商店老板几乎全是华人？他说：“这跟资本有关，我们的宗族是以牛只数量而不是现金数字来计算族人的资本，可是就算你有几百头牛，还是买不了一包水泥。”

政府推动“禁屠”措施背后的假设是：牛和水泥可以互换。只要村民少宰几头牛，再把剩下的几头卖了，就能买台拖拉机或盖间旅馆，等赚了钱以后再买台拖拉机，这样肯定能富裕起来，一言以蔽之：这叫资本主义。

不过，上述逻辑在松巴岛行不通。该岛存在着两类差异悬殊的资本：金融资本（金钱、水泥、商店） 可以转换为水牛、墓碑或其他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却不能变身为金融资本。文化资本是全宗族（包括活人和死人）的财产，你对它有所贡献，它就保障你的社会地位。你也可以出售文化资本为子女筹措学费、为自家工厂添购发电机或者买下印多超市加盟店，但松巴岛人不会干这种事。如果我暗示佩特鲁斯爸爸可以卖掉一头牛来换取六个月的旅费，就好比提议别人把空气当私有财产拿去卖钱，再用这笔钱去买个镀金抽水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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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政府认为，只要每个家庭的长辈不再花大钱办丧事，这些年轻人就能实现个人抱负。早在1987年，苏哈托政府曾限制松巴岛每次举办丧事最多只能杀五头牛，但松巴岛地处偏远，雅加达鞭长莫及，始终无法真正掌控当地居民。近来地方政治人士重施故伎，再度为松巴岛的宰牲数字设限，但收效也不大，因为居民会蒙骗当局。

有一天，我骑着摩托车在松巴岛南岸瓦诺卡卡海滩附近的冲积平原上迷路时，遇见了农夫佩特鲁斯爸爸。当时我需要别人指引方向，而他需要有人载他一程，双方一拍即合。后来因为种种机缘，我在他们夫妻家里住了几天。佩特鲁斯爸爸是社区长老之一，拥有十二公顷土地。某日晚上，佩特鲁斯和几位朋友坐在家中与我闲聊时，他想知道我赚多少薪水，因为他听说我四处旅行，以为我是有钱人。我笑说：”有钱人？你上次参加葬礼杀了四头牛，而我只要有一头牛，就可以旅行半年了，你还认为我很有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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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显然唯恐与某些逃不掉的义务扯上关系。心理学家从跨文化实验中发现，在松巴岛这类送礼文化熏陶之下成长的人，拒绝接受陌生人礼物的可能性最高，因为他们不想亏欠别人，怕有心理负担（原注）！当传统文化的义务与现代社会需求互相冲突时，麻烦就来了。在封闭的旧社会中，遵守文化传统是居民获得他人敬重和社会名望的基石，然而现代社会已不同于往昔，许多印尼年轻人的眼界比父母宽多了，卫星电视、因特网、廉价机票、公费奖学金，让他们看到更广大的印尼和世界。

教育是迈向广阔世界的重要途径。塔荣村大祭司的看法或许是对的，他曾指出现代教育和传统文化难以兼容并蓄。我在松巴岛见过不少年轻人因为必须履行某些传统义务而退学，试想：当你得牵着一头牛去参加葬礼并割破它的喉咙，眼睁睁看着你的未来和希望随着渗入坟地的牛血而流逝，会是多大的煎熬？我曾经问那些年轻人，他们是否为此感到愤愤不平？他们只是耸耸肩说：“传统就是传统，你能怎么办？”

原注：见Henrich et al.,“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8, no. 6 (2005): 79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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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巴岛居民赠送任何物品的用意，总含有某种交易成分。如果我送了你一只肥牛，就表示你欠我一头体积相当的牲口，总有一天（例如我奶奶、我丈天或我本人过世的时候）你非偿还不可。要是你没有多余的牛可送人，那该怎么办？你可以向别人告货或者多尽些义务。万一你得让子女退学、卖掉田产或者偷一头牛（松巴岛每年发生周期性盗牛案）才能还债，你也只能照做。因此，波波妈妈“馈赠”这么慷慨的丧葬礼物，其实是想给已故兄长的第四任老婆制造麻烦。这类礼物交换习俗，一如伴随婚姻而来的义务，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那些彼此交缠的共同义务，就像某种错综复杂的保险制度，意味着任何亲戚有急需或有困难时，都能获得集体资源，而且长期以来，似乎相当有效地为当地村民消除了财富不平等现象，拥有一个水牛头骨的家庭和拥有十二个头骨的家庭，生活差别并没有那么大。

民风淳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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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不仅在地理和文化上展现多元性，在生活形态上也是如此。不同的族群往往像是同时生活在不同的年代里。21世纪初的今天，有些地区的生活已非常现代化，有些地区还跟老祖宗差不多。即使在同样的地区，也会看到新旧并存的现象，像是农夫骑着摩托车去稻田、村民用手机录下牲礼祭祀影片等。

瓦伊卡布巴克的现代化进程始终进行得缓慢而吃力，直到现在才开始产生新旧冲突，而在印尼其他地区，年轻人的抱负与家庭需求相抵触的情况，则已经延续了近一个世纪。1922年出版的印尼第一部现代小说《未竟之爱》（Sitti Nubaya），就是在讨论这类冲突。

这情况使国家领导人面临一项难题：他们该如何为新旧并存的印尼制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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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荷兰殖民时代以来，军人、传教士和政府官僚莫不努力平息松巴岛纷争，然而暴力似乎与岛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他们始终不愿离开易守难攻的山顶村落，可是住在这种地方却对妇女造成不便，因为她们每天得花三四个小时从山谷提水上来。直到今天，许多村落依然彼此对峙；罗利村受不了威耶瓦村，蓝伯亚村憎恨埃迪村，柯帝村向来不受欢迎。因此，再小的事件都可能引发冲突，例如1998年，松巴岛有人抱怨公务人员的考试不公平，结果引爆一场全面性的宗族战争，导致数十人被乱刀砍死，几百人无家可归。如今这些冲突规模虽然缩小，但依旧时有所闻。有一天，我在骑车前往柯帝村的路上，收到法嘉医生的一条短信：“柯帝村出现了五具尸体，显然因有人私奔，当心遇到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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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说，adat是指传统文化，在苏哈托当政和“田妈妈”设法削弱并铲除这些文化，把它们变成“小印尼”展馆里的陈列品之前，它包含着更广泛的意义。雅加达之类的大都市很少提到传统文化，但印尼许多岛屿的集体生活—出生死亡、结婚离婚、遗产继承、文化保存、教育活动—全靠传统知识与先人智慧奠定根基。西松巴岛的居民常自豪地说，他们拥有像炼乳或蜜糖一般“浓厚”或“黏稠”的传统，在苏哈托处心积虑贬抑传统文化之际，松巴岛却依然能够维系古老文化，原因或许是它处于全国经济发展的边陲地带。岛上传统文化与马拉普教密不可分，具有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色彩。苏哈托失势后，传统文化再度被提起，且被有心人士利用，作为竞选和政治的工具以及争夺资源和土地所有权的武器。

You can‘t live a life worth living when it’s rotten at the core. New tricks S1E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