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勒心理学 岩井研究

根据阿德勒心理学的理论，要了解一个人，观察他与别人相处的模式是一条捷径。

比起关注对方的想法（思想），关注其人际关系（行为）更易于考察，且不会出错。

[日]岩井俊宪. 阿德勒心理学实践手册[M]. 刘峥,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ISBN 978-7-5217-4802-4

Well, you can’t get the right answers if you haven’t got the right questions. Lie to me S1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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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于银行界或公关界、子女就读私立学校的中产阶级女性，似乎特别喜爱这类团拜活动。当今社会各阶层的印尼人，似乎也比20世纪80年代更热衷于表现宗教虔诚。二十年前我初到印尼时，大多数印尼职业妇女是不戴头巾的，如今将紫色丝绸叠放在淡紫色薄纱之上的头巾是工作场合的标配，甚至成为贵妇圈的时尚品，我曾听某位贵妇问道：香奈儿别针搭配迪奥头巾好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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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人的日常宗教礼俗比欧洲人来得多，许多民众习惯在身上别着代表个人信仰的徽章、在头上包着头巾或戴着小帽、在颈上挂着十字架或佛陀护身符，清真寺、教堂、佛殿也会举办大量集体祷告祈愿活动，因此我在印尼上教堂的次数比过去多，也不时心怀诚敬地坐在安静的清真寺角落里聆听布道，这样既符合印尼人的期待，也是融入当地社会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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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时代的印尼人可以选择的正统宗教有五大类：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如今又新增一个选项即儒教，但不包括数百种地方特殊信仰，例如松巴岛的马拉普教（Marapu）。那些地方信仰被归入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信徒还会被强制套上某种“宗教”身份，例如住松巴岛的波波妈妈信马拉普教，身份证却注明她是“基督徒”，因为当地的宗教仪式既杀猪又宰牛。> 印尼人认为，不信教的人绝不会是好国民，而我就是个无神论者，但非常尊重他人信仰。虽然我常向旅途中偶遇的印尼人隐瞒自己无业或离婚的事实，直到双方熟识以后，才会适时主动招认我曾对他们撒谎，但我绝对、永远不会承认我是无神论者，因为大多数印尼人根本无法理解这种事，对他们来说，“不信神”简直跟“不呼吸”没两样。

由于父母都信天主教，我常在印尼穆斯林面前佯称自己是天主教徒。有些人听了并不介意，俨然只把我不信伊斯兰教这档事看成某种无伤大雅的残疾，然后照样请我去家里做客，并未排斥或歧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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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霍伊威特（Ohoiwait）是个欢度圣诞节的好地方，村民亲切好客，整个村子弥漫着浓厚的温暖气息。不过，庆祝圣诞节也挺累人的，必须出席各种教会仪式和典礼，于是我决定善待一下自己，去班达岛过新年。班达岛是个小型观光胜地，海上有迷人的珊瑚礁，岛上有几座碉堡和大炮，还有一座火山。在这里会遇到其他外国人，可以用英文聊天，而且民宿主人不会一大早六点钟就把其他村民喊过来，看我喝不加糖的咖啡（他们说那是“空咖啡”）。

这边有部分咖啡确实都太甜了😂似乎是默认加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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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只有小部分公职是依考试结果录用，大部分的公职则是可以买卖的，官价最高的职位都在公共工程部之类的“湿”部门以及每年主掌穆斯林麦加朝圣活动的宗教部，这些单位可从各种计划或服务中抽取大量油水。即使像卫生部这种“干”部门，也有办法暗中向低层员工搜刮两年的底薪，其结果是制造了一堆昏庸无能的官僚。某位掌管“国家机关”的部长最近表示，印尼全国四百七十万名公务员当中，95%欠缺必备的工作技能。

官僚体制导致人民怨声载道，许多新县市的居民却无能为力，因为既得利益者太多。我在印尼待过的每个家庭二等亲以内的成员，都跟官僚体系有所牵连，那些成员包括：敲着铁罐驱赶野鸟的西苏门答腊稻农、每天工作九小时还得赶回家做饭的爪哇养老院杂工、住在高脚屋的朱奈迪爸爸，当然还有欧霍伊威特村的丘毕爸爸及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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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人之所以迷恋公职，或许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济动荡与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的后遗症。那时公务员薪水虽低，但至少不缺生活必需品，例如政府配给的米、油、糖。当印尼贫民只能穿着粗麻衣上市场时，政府照样能为公务员供应制服，这或许就是印尼人迄今仍对制服抱有狂热的原因。印尼人的确酷爱各种制服，公务员甚至部长和县长每日必着制服，大多数中央政府机构容许员工在星期五穿正式蜡染衬衫，有些地方政府还会要求员工每周穿一次传统服亮相。全国公务员一律佩戴黑底白字、刻着姓名的塑料工作证，外加一小枚代表工作单位的金色徽章。 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会依场合更换制服，我和钻研东南亚政治的

英国学者迈克尔·比勒（Michael Buehler）聊起印尼的制服狂热时，他说：“在系列竞选活动中，地方政客换衣服的频率，比美国流行乐坛天后麦当娜（Madonna）开演唱会的更衣次数还高。南苏拉威西省长早上是大官，中午是童子军，下午是虔诚的穆斯林，晚上又变成商人。”他就是单纯地投在场的选民群体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