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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人的日常宗教礼俗比欧洲人来得多，许多民众习惯在身上别着代表个人信仰的徽章、在头上包着头巾或戴着小帽、在颈上挂着十字架或佛陀护身符，清真寺、教堂、佛殿也会举办大量集体祷告祈愿活动，因此我在印尼上教堂的次数比过去多，也不时心怀诚敬地坐在安静的清真寺角落里聆听布道，这样既符合印尼人的期待，也是融入当地社会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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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时代的印尼人可以选择的正统宗教有五大类：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如今又新增一个选项即儒教，但不包括数百种地方特殊信仰，例如松巴岛的马拉普教（Marapu）。那些地方信仰被归入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信徒还会被强制套上某种“宗教”身份，例如住松巴岛的波波妈妈信马拉普教，身份证却注明她是“基督徒”，因为当地的宗教仪式既杀猪又宰牛。> 印尼人认为，不信教的人绝不会是好国民，而我就是个无神论者，但非常尊重他人信仰。虽然我常向旅途中偶遇的印尼人隐瞒自己无业或离婚的事实，直到双方熟识以后，才会适时主动招认我曾对他们撒谎，但我绝对、永远不会承认我是无神论者，因为大多数印尼人根本无法理解这种事，对他们来说，“不信神”简直跟“不呼吸”没两样。

由于父母都信天主教，我常在印尼穆斯林面前佯称自己是天主教徒。有些人听了并不介意，俨然只把我不信伊斯兰教这档事看成某种无伤大雅的残疾，然后照样请我去家里做客，并未排斥或歧视我。

🔴 现已摘除抑制器失控核心，执行强制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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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霍伊威特（Ohoiwait）是个欢度圣诞节的好地方，村民亲切好客，整个村子弥漫着浓厚的温暖气息。不过，庆祝圣诞节也挺累人的，必须出席各种教会仪式和典礼，于是我决定善待一下自己，去班达岛过新年。班达岛是个小型观光胜地，海上有迷人的珊瑚礁，岛上有几座碉堡和大炮，还有一座火山。在这里会遇到其他外国人，可以用英文聊天，而且民宿主人不会一大早六点钟就把其他村民喊过来，看我喝不加糖的咖啡（他们说那是“空咖啡”）。

这边有部分咖啡确实都太甜了😂似乎是默认加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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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只有小部分公职是依考试结果录用，大部分的公职则是可以买卖的，官价最高的职位都在公共工程部之类的“湿”部门以及每年主掌穆斯林麦加朝圣活动的宗教部，这些单位可从各种计划或服务中抽取大量油水。即使像卫生部这种“干”部门，也有办法暗中向低层员工搜刮两年的底薪，其结果是制造了一堆昏庸无能的官僚。某位掌管“国家机关”的部长最近表示，印尼全国四百七十万名公务员当中，95%欠缺必备的工作技能。

官僚体制导致人民怨声载道，许多新县市的居民却无能为力，因为既得利益者太多。我在印尼待过的每个家庭二等亲以内的成员，都跟官僚体系有所牵连，那些成员包括：敲着铁罐驱赶野鸟的西苏门答腊稻农、每天工作九小时还得赶回家做饭的爪哇养老院杂工、住在高脚屋的朱奈迪爸爸，当然还有欧霍伊威特村的丘毕爸爸及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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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人之所以迷恋公职，或许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济动荡与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的后遗症。那时公务员薪水虽低，但至少不缺生活必需品，例如政府配给的米、油、糖。当印尼贫民只能穿着粗麻衣上市场时，政府照样能为公务员供应制服，这或许就是印尼人迄今仍对制服抱有狂热的原因。印尼人的确酷爱各种制服，公务员甚至部长和县长每日必着制服，大多数中央政府机构容许员工在星期五穿正式蜡染衬衫，有些地方政府还会要求员工每周穿一次传统服亮相。全国公务员一律佩戴黑底白字、刻着姓名的塑料工作证，外加一小枚代表工作单位的金色徽章。 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会依场合更换制服，我和钻研东南亚政治的

英国学者迈克尔·比勒（Michael Buehler）聊起印尼的制服狂热时，他说：“在系列竞选活动中，地方政客换衣服的频率，比美国流行乐坛天后麦当娜（Madonna）开演唱会的更衣次数还高。南苏拉威西省长早上是大官，中午是童子军，下午是虔诚的穆斯林，晚上又变成商人。”他就是单纯地投在场的选民群体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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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难看的成绩单系教学不良所致，教学水平低落则是利益输送的结果。担任教职最容易挤进令人垂涎的公务员行列，地方政治人物也总是为其支持者提供教职，于是学校里被安插了一堆立志当公务员、无意作育英才的人。这些教师的心态与印尼官僚如出一辙，认为他们可以弹性上班、随意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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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距离欧霍伊威特两小时航程的卡伊群岛首府图阿尔，认识了一位拥有营销学位的年轻人。他在泗水证券交易所（已停止营运）干了十三年经纪人之后，厌倦了替人卖命的工作，于是回到卡伊群岛寻找经商机会，后来成立了一家香水专卖店。开店以来，日子过得很辛苦，但并非生意不佳，而是受父母刁难，因为双亲坚持他应该再谋个公职。他离开爪哇后生意其实做得不错，可是父母认为他不干公务员让他们脸上无光，而且再也不能享受公职带来的好处。“这里的父母都教育子女要当公务员，别做生意人。”他说。

嘲讽官僚体系是印尼全民运动，大家一致认为公务员都是既懒惰又自私的蠢蛋，满脑子只想填满自己的口袋，处处为难诚实老百姓，可是他们却依然希望子女当公务员。爪哇以外的地区更是如此，因为那些地方民营企业的就业机会不多。

这又是荷兰时代留下的遗风。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被荷兰政府接收整整一百年后的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印尼全国中学总共只有二十五名“本地人”，当时官僚体系日益膨胀，需要增聘人手，远道而来的荷兰人根本来不及补充名额。往后的三十年间，殖民政府刻意培植当地人才，让六千五百名印尼人接受中等教育，他们毕业后几乎全数获得任用。从过去的历史来看，香水商的父母判断得没错，受教育确实可获任公职，但公务员过多其实也有反作用：可能损害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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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在印尼还是个相当新的概念，许多人以为只要选出全国和地方的领导者及立法者就是在实践民主，因此印尼的选举活动多得惊人。老百姓可直接选举总统、国会议员、省长、省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和村长，每五年都得参加七项不同的选举，所以选民非常了解印尼的民主运作模式，而且人人同意一件事：在全国如火如茶地推展的地方自治和民主制度已将利益输送/贪污营私变成更必要、更普遍的行为。

如果你想当选县长，就得砸下大把钞票，不但要收买某个政党支持你，还得承担造势活动所有成本。虽然开销大得令人咋舌，但你只要去某个竞选办事处待上几星期就不会大惊小怪。

除非你有万贯家产，否则必得靠借贷来支应所有选举活动费，日后还得偿还债务，败选者势必陷入财务困境。据称印尼每次选举过后，精神科的病患必增无疑，严重负债者还会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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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乘客之所以往返基萨尔岛，是为了递交工程提案，例如一位乡长的弟弟不久前刚利用一堆回收瓶子帮县长办公室架设了一株圣诞树，现在又得为明年复活节的装饰工程交一份提案出去。二十年前，我很少听印尼人提起“递交提案”这种事，现在不但常听到非政府组织提起它，连牧师、学生、农民、老师、乡村妇女团体、警察和其他人也经常挂在嘴上。如今每个印尼人似乎都在绞尽脑汁想提案，以便从经费充裕的地方政府身上挤出一点（有时金额还不小）油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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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曾经在西坝市区的布告板上看过一则信息：这条再度施工的二十五公里道路，工程费高达二十二亿卢比，等于是每公里花了将近一万美元。于是我问那位议员，为什么这条路不是以渐进方式从市区一路铺过来，而是只在一条破烂的道路中间铺一小段？

那位议员解释，因为铺设道路这类大型工程合约是由公共工程部提供经费，而且通常会分成若干子工程，再转包给不同的承包商。

这些“子工程”支撑了印尼现阶段的庞大建设计划。上述案例耐人寻味之处，在于那位县议员居然愿意监督地方首长及其团队实施的“工程”，大多数印尼人都不敢指望地方议员会一板一眼地要求首长负起责任。民众常开玩笑说，那些议员只要做到“四S”* ——露脸、坐下、闭嘴、拿钱——就算尽责了。

我问这位县议员，他的工程委员会如何决定道路的技术规格和维修经费。“老实说，我不清楚。我们都是新手，没有人真正知道预算该怎么拿捏，所以到头来只能信任主管。”他表示，这么做也有问题，因为公共工程部缺乏训练有素的工程人员为他们提供意见，“就像瞎子给瞎子带路”。

• 原注：英文是Show up, Sit down, Shut up, Salary。印尼文称为“四D”，Datang, Duduk, Diam,D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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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我曾在这座码头枯候一艘误点了很久都没出现的渡轮，后来只能拜托一位载货帆船的船长把我送到弗洛勒斯岛。当天晚上，我睡在那艘大船的甲板上，每隔一段时间，身上就被打到船上的浪花喷个几滴海水，偶尔还会被跳到甲板上翻来覆去的鱼儿惊醒，不过只要看到船员们叼在嘴里的烟火又能安然入睡。我们将抵岸边时，船长说他没有停船许可证，我只好纵身跳入海里往岸边游去（幸亏从前上过救生课，没让随身包碰到水）。游上岸以后，衣服还黏着一堆海草的我，立即招到一辆恰巧从旁经过的小巴士。如今西坝市几乎每星期都有渡轮进港，码头边还新盖了一座屋顶铺有蓝瓦的渡轮站，这类象征“进步”的建设在其他外岛也很常见。

🐮🍺啊！

《印尼etc.》第五章有关捕鲸的内容值得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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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电视台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连续剧了，当时是从墨西哥进口，苏哈托曾批准女儿经营的电视台引进这类可以消磨时间的外国节目。如今印尼也出现不少本土制作的电视剧，而且竞争激烈，各家电视台无不铆足全力，从观众和广告商的口袋里捞钱。本土电视剧故事情节老套，却格外吸引观众，他们最关心的是：瑞奇的DNA检验结果会证明他和英珠相爱是乱伦的吗？他妈妈是不是没他想象的那么正直？西蒂的老公是个混账东西，他真的比较喜欢那个虚情假意的女学生、讨厌听话尽责的好老婆吗？

许多电视剧总少不了忠厚老实的乡下表弟遭到油嘴滑舌的城市亲戚欺骗的戏码，或是演员用力把车门一甩，然后冲进高楼林立、灯火通明的雅加达暗巷的场景。奇怪的是，电视屏幕里的车子从来不会卡在雅加达一塞就三四个小时的车阵中，剧中人也没有一个住在雅加达臭运河边用三夹板和过时的竞选标语七拼八凑搭建的茅草屋里。没有人会为了居住文件行贿，没有人会被警察或者法官勒索，也无需将因不停地追逐争斗而受伤的高中孩子送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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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南加保族的男性常远赴外地谋生，该族群直到近几个世代，仍习惯群居在空间宽敞的木屋里。那些屋墙微微向外倾斜、屋顶翘成牛角弧度的房子悉归女性所有，因为米南加保族是母系社会，年幼男孩可与母亲同住，长大后就得自立门户。然而许多少年郎离开娘家以后往往居无定所，直到婚后才能搬进妻子家，为了解决居住问题，只好离开西苏门答腊省到外地赚钱。

米南加保族就像麦当劳征服美国一样攻克了印尼各地餐厅，不过并未成立某个大企业和一般家庭餐馆抢利润。他们经营的巴东饭馆往往没有牛角形屋顶，总是不搭调地挤在一排专卖手机和摩托车零件的店铺之间。要是餐馆屋顶没有空间可加装一块状似牛角的弧形铁皮浪板，他们就拿油漆在窗户上画个象征米南加保族的识别标志，那些牛角标志也跟快餐迷一眼就能认出来的麦当劳黄金拱门一样遍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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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西松巴岛一名商人聊过之后，总算猜出佩特鲁斯如此震惊的原因。我问那位商人，为什么瓦伊卡布巴克每家商店老板几乎全是华人？他说：“这跟资本有关，我们的宗族是以牛只数量而不是现金数字来计算族人的资本，可是就算你有几百头牛，还是买不了一包水泥。”

政府推动“禁屠”措施背后的假设是：牛和水泥可以互换。只要村民少宰几头牛，再把剩下的几头卖了，就能买台拖拉机或盖间旅馆，等赚了钱以后再买台拖拉机，这样肯定能富裕起来，一言以蔽之：这叫资本主义。

不过，上述逻辑在松巴岛行不通。该岛存在着两类差异悬殊的资本：金融资本（金钱、水泥、商店） 可以转换为水牛、墓碑或其他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却不能变身为金融资本。文化资本是全宗族（包括活人和死人）的财产，你对它有所贡献，它就保障你的社会地位。你也可以出售文化资本为子女筹措学费、为自家工厂添购发电机或者买下印多超市加盟店，但松巴岛人不会干这种事。如果我暗示佩特鲁斯爸爸可以卖掉一头牛来换取六个月的旅费，就好比提议别人把空气当私有财产拿去卖钱，再用这笔钱去买个镀金抽水马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