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outlook 发多了被风控了…

印尼etc.

当时的印尼尚未成为容纳异己的大熔炉。我至今仍保留着一件用粗糙的浅蓝尼龙布缝制、上头印着几个数字的衬衫。那块布料原本是一群来自印尼唯一合法工会的劳工绑在雅加达郊区一家鞋厂外头的抗议布条，上面印有细述最低工资劳工法的文字。这群劳工没有诉诸武力，没有发表评论，仅仅在布条上列出应当依法支付工人薪水的公司数目，可是布条只在工厂外面悬挂了半天，就遭到开进工厂的军队撕毁，后来我的几个工会朋友干脆把它剪开做成衬衫。

从前的印尼不会像韩国那般发生群众示威和街头暴动，也不会像印度一样口出恶言反对民主、纠集数百万人举行静坐抗议。1988年我奉命调到印尼时，只见过少数被挂起来之后又被强制拆除的抗议布条，也只遇过几桩民众愤怒洗劫日本商店、不安定省份爆发反政府小型斗殴事件，这些案件起码让记者们还有点事可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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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和大多数独裁者一样，统治时间极长，超过了法定任期；世人对他在位最后几年的丑态记忆犹新，往往不愿承认他有过任何重要建树。苏哈托执政期间不仅钳制各种政治言论，还将印尼多元文化统一成爪哇模式，甚至挪用大量公款给手下将领、商场亲信以及日趋贪婪的子女享用。这些固然是事实，但他篡夺权位之后的头二十年，的确因大幅改善数千万老百姓的生活而深得民心。

20世纪80年代末期，情况开始严重恶化，部分原因正是人民的生活变好了。由于基本需求获得满足、教育程度逐步提高，人们开始想要更多东西。他们眼看着经济日趋繁荣，所有财富却集中在一小撮人的口袋里，其中当然包括苏哈托的子女，他们长大成人以后变得愈来愈贪得无厌。劳工们听到政府首长在演讲时提起“下渗经济”I9】 这名词的感想是，他们制造芭比娃娃和耐克球鞋为公司赚了大钱，但那些利润渗到他们手上的速度不够快，于是开始表达不满。当军事将领监管的合资企业相继落入苏哈托子女而非军方的手中后，那些将领也比较懒得镇压劳工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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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利帮”观察到韩国等国因扶植民营外销产品制造业而致富，因此举臂欢迎外国投资者，并鼓励国内企业生产外销货。于是，印尼的经济繁荣起来，儿童就学比例上升一倍，国民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机会大增。苏哈托在总统任内的头二十年，是通过提供对国民足够的照顾，让大家脚踏同一条船，并听从船长命令的手段来维持国家安定的。他努力平衡各方势力，如果军中天主教徒声势太强，难以安抚，他就分一点好处给穆斯林知识分子。他准许军人监管荷兰时代留下的大型国有企业，目的在于让劳工安分守己，不敢闹事。他招揽外商公司前来印尼投资，并要求外商与提供政治献金给他的本国商人合作。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称后者为“高成本交易”，其他人则称之为“贪污”。不过，打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外商是真的想在印尼投资，因为只要向苏哈托妥协就能享有安定。于是许多投资者对军事高层及其亲信行贿，认为这是换取安定的合理代价，却对其他代价视而不见，而付出那些代价的往往是反対伐木与采矿以及遭到武力威胁而噤声的社区、要求最低工资而受伤躺在医院的工人、因报导这些事件而被监禁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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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齐省移民蒙受迫害，只是地方对中央政府表达不满的一个极端例子。话说回来，有些地方的移民纵使能与当地邻居和睦共处，他们还是习惯讲家乡话，种植自己在家乡种的作物，成立类似爪哇或巴厘岛加麦兰乐团的音乐团体。这种情况比较像文化移植而非越区移民，难以形成同化力量。

在苏哈托的建国大业中，内部移民是个罕见的失败政策，比较成功的案例是推广电视（这位农家出身的领导者会干这种事，倒是颇出人意料）。

现在抖音之类的社交媒体也挺促进同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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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位部长以为，这些移民会心花怒放地在咖啡馆里跟当地人谈情说爱，然后安居乐业生几个真正的”印尼”宝宝，他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这些移民都自成一体，像糯米团似的聚集在取了家乡名字的村落。20世纪90年代初我去亚齐省东北部参观过的一座移民村，是我在印尼所见最荒凉偏僻的地方。这个从森林开垦出来、与一座橡胶园相邻的小村叫做“西多穆里欧”，是个爪哇名，村里几家小店也都冠上爪哇大城的名称，像是“梭罗农产”、”玛琅理发”，可是店外全部封上了木条。大多数住宅已没有比较值钱的家当，都是上锁的空屋。我朝某个屋子里偷窥，只看见散落在地板上的玩具，还有搁在餐桌上的半杯茶，唯一生命迹象是一群饥肠辘辘的狗。

接着，一位老先生骑着一台古董摩托车出现了。我问他村民都到哪里去了，老先生说他们因为不受当地人欢迎而远走他方。那时亚齐省的反叛分子曾指控雅加达窃取当地资源，愤而发动一场对抗中央政府的游击战，然而受害最深的，却是无一技之长也无半分土地的农民，被一心想促进全国统一的政府误送到此地。西多穆里欧的村长在半夜遭人刺杀身亡后，村民相继弃村而逃，这桩刺杀案很有可能是游击队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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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路透社履新第二天，就见识到苏哈托版本的“多元”。“走吧！我们带你去瞧瞧这个国家！”我的印尼同事们说，随后就把我带到一条两旁罗列着玻璃帷幕办公区的通衢大道，途中经过几尊苏加诺时代为了提振无产阶级士气而树立的巨型雕像，不一会儿的工夫，便来到苏哈托夫人设计的一座主题公园“小印尼”。我们搭乘缆车在一片宽阔的人工湖上方摇来晃去，湖中散布着几个形似印尼主岛的小岛。下了缆车后，又在几座新盖的展示馆附近逛了一圈。展馆共二十七座，每座代表一个省份（当时印尼只有二十七个省），里头陈列着各省传统建筑模型以及身着传统服饰的假人（其中没有一个是裸露上身的巴厘岛女子或是缠着骷髅图腰布的松巴岛战士）。有一间展馆可见印尼各个合法宗教崇拜所，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印度教神庙、佛教舍利塔，当然还有伊斯兰教清真寺，却看不到象征数百种民间信仰的展示品（例如宰牛仪式范例以及被当做供品的胎儿胞衣）。后来我才发现，这些民间信仰始终和苏哈托批准的宗教并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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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聪明绝顶、极端自信的英国年轻外交官本杰明（Jon Benjamin）老爱提起他所谓的“老鼠屎”理论，例如部长没在鸡尾酒会露脸，最可能的原因是他的司机忘了给车子加油。他反复强调，印尼取消与新加坡的联合军事演习、贸易代表团延迟访美、预定播放副总统公告的广播电台遇到停电，全是因为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把事情搞砸了。随着某些事件的发生，往往证明他的理论是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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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流动小吃摊就开在我家庭院一株点着蜡烛的缅栀（俗名鸡蛋花）树下，我的爪哇朋友们为此感到不解，他们以为缅栀应该是属于墓园的植物。记者、外交官、较敢大发议论的印尼知识分子，不时围坐在这些摊子的餐桌前臧否人物，谈论谁上台、谁下台，评断这位部长未出席那次鸡尾酒会，究竟意味着”老头子”不满军方某个派系，还是对某个特定商业集团发出警告。由于当时政坛有许多状况未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原来鸡蛋花原本在当地是这个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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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不是个令人一见倾心的城市，而是一座土地宽广、市容紊乱、自私自利、野心勃勃、崇尚消费、看似无远弗届的大都市。它拥挤、污秽、喧器，建在一片沼泽地上。虽然洪水年年来报到，但市民都很天才，能把这里的变幻无常化作种种优点。市民的人数也很可观，荷兰人离开时，全市只有六十万居民。日后市界逐年向外拓展，总面积超过六百六十一平方公里，40%的土地低于海平面。到了2011年，该市人口已达印尼独立当年的十七倍，并且将周边城镇一并划入都市区。如今大雅加达区是仅次于大东京区的全球第二大都市，市民有两千八百万人。市区建有完善的供水与排水系统，还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美轮美奂的购物中心，但旧运河两旁尽是违章建筑，河里积满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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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常听他们说：”真希望印尼过去是英国而不是荷兰的殖民地。”

我问印尼人为何有此一说，他们提出的理由不外乎：第一，荷兰人只会巧取豪夺，不思回报，而英国人帮印尼建立了国家制度。（我又问他们对荷兰人完成的重要工程、灌溉系统、港口建设有何看法，他们的答复是：荷兰人搞这些玩意儿只是为了更有效率地抢走我们的东西。）第二，荷兰人蓄意对印尼人施行愚民政策，而英国人会教育民众。第三，荷兰人派政治官员执行朝令夕改、对升斗小民没半点好处的司法制度，而英国人拥有独立司法系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些意见并非来自史家或学者，而是出自我在船上和咖啡摊前遇到的小老百姓、卡车司机、庄稼汉和助产士的口中。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虽然印尼人老爱数落荷兰人的种种不是，过去七十年来，却甚少力图扭转他们遗留的歪风。我猜是因为荷兰人开始剥削印尼诸岛以前，各岛早已存在统治者横征暴敛的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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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尼旅行的本国人和外国人，第一个会听到的问题是：“你从哪里来？”印尼是个商业国家，当地人一看到生面孔，自然而然会这么问，因为他们想知道这个陌生人可能带来什么生意、购买哪些东西、出现何种行为。不过，从这个问题也能看出印尼人对其他国家（包括对前殖民者）抱有哪些好玩的想法。

从前我一听到这问题就头大，不知该如何作答，因为虽然我妈是在英国长大的苏格兰人，但我十四岁以前从未住过英国，往后三十五年岁月中，也只在那里正式住过五年。我曾祖父是纽约意大利移民，我爸妈就是在移民局排队通关时认识的，那时我爸靠着搭便车环游世界，我妈也是搭顺风车游遍欧洲。我在美国中西部一座城市（我老把它的名字拼错）出生，在德国、法国和西班牙长大，这辈子住在印尼的时间，其实比待在其他任何国家的时间来得长。但我每天都听到一堆印尼人问我：“你从哪里来？”而我的答复慢慢地归结为一个：“我来自英国。”

有次，我grab了一辆机车。等信号灯的时候，我察觉到骑手在摆弄手机。于是我视线越过骑手肩膀，想看看他是在滑tiktok或者是在回复什么消息。结果看到他正在把这句印尼语google翻译成英语：“你从哪里来？”接着他收起手机，信号灯转绿，又骑行了一阵子，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用英语问我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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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德瑞克的汜載：“葡萄牙人……欲立专制政府以号令地方百姓..残杀国王。”他们的计划引火自焚；特尔纳特老百姓群起反抗，赶走了葡萄牙人。于是其他欧洲人——西班牙人、英国人、荷兰人——接踵而至，竞相在马鲁古群岛采购香料卖到欧洲，导致产地价格上涨，欧洲利润下跌，令远洋贸易商大感不悦。1602年，荷兰商人决定采取行动，联合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是全世界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初期投资者达一千八百人。公司成立后大肆宣传，带动了世界最早的股市交易；第一艘商船尚未起航，初期投资者便哄抬价格，出售手中股票。十七位董事承受巨大压力，必须为股票持有人创造利润。他们提高获利的第一步是：垄断香料市场，剔除来自其他欧洲人的竞争，实行策略则是：贿赂＋笼络＋暴力。

位于雅加达的【Wayang博物馆】可以看到 VOC（The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 Dutch: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相关遗迹。可参考：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yang_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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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影响了印尼群岛的宗教和语言。自7世纪以降，与印度商人同行的学者，将印度教和佛教传入苏门答腊南边的室利佛逝王国一一日后成为当地原住民建立的第一个海上商业帝国，统治者靠贸易累积庞大财富，足以建立军队，征服邻岛，将佛教渡海传播至爪哇，招纳远在今日泰国和柬埔寨南边的封臣国。金碧辉煌的庙宇开始在爪哇中部平原和丘陵勃然兴起，世上最大的佛寺“婆罗浮屠“于9世纪在爪哇落成。另一个崇拜印度教的王朝也不甘示弱，建立了令人惊艳的“巴兰班南”寺庙群。

下一波商人是穆斯林，分别来自南亚、华南和中东。由于共同的宗教信仰有如商业润滑剂（商人可一起用餐祷告，顺便谈生意），印尼诸岛的贸易商遂成为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一群人。爪哇的王公贵族们逐渐扬弃梵文姓名，开始采用苏丹称号。到了16世纪初，爪哇岛的统治者几乎悉数改信伊斯兰教，唯独崇奉印度教的巴厘岛仍保留印度式宫闱和种姓制度。

遇强则强者，不是师傅厉害就是对手强大。

一旦有高低差存在，水就会产生流向。 所谓资本压力，并不一定总是资本主动命令你做什么。它更像一种高低差：只要资源、机会、话语权、市场回报之间存在落差，人和语言就会自然向更高势能的一侧流动。

就像你身边出现一个比你优秀很多的人，他不一定真的在压迫你，但他的存在本身就可能让你焦虑，因为差距已经形成了比较和牵引。

资本压力也许可以理解成一种“势能差”：资源越集中，吸引力越强；机会越不均匀，流向越明显。很多时候并不是谁在明面上逼迫你，而是现实结构已经标出了方向。

陌生国度里，对方没有理解你的义务，而你有被理解的需求。这本身就是不对等。所以最后比的不是对错之类，是谁更着急；谁更急，谁就更主动、学得更快。

换句话说，谁的需求更高，谁就更容易主动适应；而需求更高的一方，也意味着通常会承担更多的沟通成本。也许人类的大部分学习行为，往往由需求、压力和收益驱动（或者说如果我们把“需求”定义得足够广的话，几乎可以解释大部分持续学习行为）。

不过这些仅限于行为层面的观察，并不是绝对的规律。